“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清代官场上的一句谚语。意思是说一任知府，即便是清廉如水者，收入也有十万两银子。此外还有一句谚语是形容知县的，谓“不贪不滥，一年三万。”

“不贪不滥，一年三万”不仅仅是民间之语，就连清代官场也很认可这个说法，刑部征引其他资料，将一年三万两作为知县的额外收入基数。也就是说，在量刑的时候如果某位知县一年收入在三万以内，就不能说他是贪官。

或许很多读者不认同御史的说法，那么我们就以史料为证，给知县算一算收支流水账。

既然是要论证“一年三万”，那么就不能例举贪官。御史查阅相关资料，认为乾、嘉时期的河南鲁山知县董作栋的情况比较有代表性。

董作栋，进士出身，是《鲁山县志》中记载的一个好官、清官，在鲁山历史上留下了极佳的口碑。那么这么一位清官，他一年的收支情况如何呢？

先来说收入。

清代地方官收入分两大块，一是经制内收入，即合法收入。这个账很好算都在明面上，按照清代文官俸禄制度，七品知县年俸45两。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全国一千三百多个知县，并不能拿到全俸，实际到手的一般在41两5钱至43两8钱之见。

这里头涉及到一个“均摊俸银”制度，是乾隆二年出台的，具体的御史就不多说了，知道有这么个情况便是了。

除了正俸，地方官还有养廉银，每个省的经济水平不同，养廉银的标准自然也不一样。

河南省属于中流水准，按照《清会典》之记载，河南巡抚养廉银15000两、布政使8000两、知府4000至3000两、知县2000至1000两。河南各省中，鲁山亦是中流水准，知县的养廉银为1400两。

如此算来，董作栋的合法收入正俸43两，养廉银1400两，总计1443两。

二是法外收入。法外收入的概念很宽泛，凡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面目不清的灰色收入，以及密不示人的黑色收入，皆可归为此类。

显然，法外收入的这一部分董作栋是不会记在明账上的，得根据鲁山县的具体财政收入作出估算。所幸，清代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新官上任，账房师爷按例要提前做好“须知册”。

“须知册”中详细记载了鲁山县的赋税收入：

每年额征地丁二万四千余两，每两征银一两六钱四分，除解上，余银三钱二分每年约余八千余两；

额征民米二千余石，每石征银四两六钱缴上四两二钱；

额征屯米一千六百余石，每石征银三两五钱，缴上银三两二钱；

税契每年应解四千余两，每产价一两征银八分，缴上六分；

……

以上四项是鲁山县法外收入的一部分，就第一条而言，鲁山县的赋税就比户部额定的要多征15360两，其中一半按例要上交府省各级，另一半7680两，即是鲁山县的法外收入。而且这笔钱户部是默认的，与合法收入无异。

零零总总算起来，董作栋在鲁山任上，每年的法外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总计为32420余两，比法定俸禄多出二十余倍，而乾、嘉时期，一个五口之家的年收入还不到50两。

再来说支出。

董作栋的收入看似不错，不过他的支出也十分惊人。

一是支付幕僚的修金。

董作栋勤于政事，亲力亲为，他的首席幕友兼管钱粮、刑名，每年的薪酬880两。此外还有三位师爷，分官账房、征比，教育子孙读书，三位师爷薪酬总计600两。

二是支付给胥吏的费用。鲁山县有“吏书十二名”，每名支工食银11.8两，工银129两；有差役74人，岁支工食银444两；县学斋夫门子膳夫5人，岁支工食银50.4两；此外招募团丁的费用、衙门的办公费用也要计入此项中，几项总计12200余两。

三是应酬费用。此项费用不是十分确切，因其中相当多的费用是以应酬为名的“规费”，说白了就是给上司送礼的银子。

按照鲁山《规费账簿》的记载，各节需送道员300两，知府200两，还有各级上司衙门的师爷、门丁、长随等也都需要一一打点。以端午节为例，董作栋就要送掉800余两。以三节两寿计，就是4000余两。

这还不是全部，董作栋每年要到省城办事参见河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一年下来至少也要3000余两。

此外，还有上级的摊派，京城权贵亲属打秋风，认捐公共事业等项，虽然董作栋没有具体记载。但同治年间广东四会知县杜凤治的笔记中有详细说明，这几项一年下来不少于6000两。

以上的支出都归为“公费”，家用方面开支也是十分巨大，董作栋有家人12口，因其生活简朴严格按照“人一岁食米三石六斗”的平均水平消费，但一年的花销也要400两。

其他的还有一些零星支出，比如寄钱回老家、人情来往、接济亲戚等，应在2000两上下。

可以看出，董作栋的开支大约为30000两左右（实际数字只多不少），收入为32200两，一年下来节余并不多。想过上体面、奢华的生活，显然是不够的，故而“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句话，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