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生于1971年的人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个群体，是试图以一个微小的切口，管窥他们与这个时代、这片土地的内在关系。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于静

编辑｜周春林

头图插画｜谢驭飞

如果仔细研究数据，总能在里面发现一些“秘密”。

在最新的一份财富榜单上，执掌大公司的企业家包括腾讯马化腾、网易丁磊、海底捞张勇、贝壳左晖、跟谁学陈向东、万向鲁伟鼎、完美世界池宇峰、美年健康俞熔、永辉张轩松、唯品会沈亚；作为合伙人、创业伙伴一同上榜的有彭蕾、袁丽萍、吴春媛、许达来、陈一丹等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生于1971年。

再做一个对比：500强中年龄最小的是旭升汽车技术的徐若桐，23岁；年龄最长的是浙江龙盛集团的阮水龙，85岁。他们中间，1971年出生的人占比高达4.8%，远远高于63个年龄之间的平均占比1.6%。

这个榜单之外，生于1971年的还包括在2021年登顶世界首富、心心念念带领人类飞向火星的马斯克。

显然，我们不可能据此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于1971年的人，更容易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即使只拿资本与财富作为衡量因素。

与同样生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人相比，他们并无特殊差异。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个群体，是试图以一个微小的切口，管窥他们与这个时代、这片土地的内在关系。

2021年，生于1971年的人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们大多已经历过起落沉浮、喜怒悲欢、信任背叛，却又有足够时光完成对未来的期许和承诺。他们在波诡云谲的商海中作出的判断、抉择，也可以为年轻的后来者提供镜鉴。

与比尔·盖茨、乔布斯、埃里克·施密特、蒂姆·伯纳斯·李等硅谷传奇人物出生于1955年类似，1971年出生的中国企业家们的成功，无疑与本人的天赋、个性、能力、心智密不可分，但更离不开为其成长提供空间、足够辉煌的大时代。

求学：

在英语和计算机的引导下

1971年，中国社会还在经历动荡。

这一年发生的许多标志性事件，为此后的国际格局、国家命运、个体人生埋下了伏笔。以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为标志，中美两个之前水火不容的国家走出了融化冰雪的第一步。

与这一年同时降生的，还有和解与希望的因子。

5年之后，禁锢被冲破，混沌逐渐打开。“***”被粉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大讨论，一群上了年纪的人想要努力追回失去的青春。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经济开始腾飞。出生于1971年的人十几岁了，成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对象，开始接触英语、计算机等时髦学科。与父辈不同，他们有机会接触新鲜事物，进而在成年后自由主导人生。

198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为大学生们打通出国留学之路的同时，也带动着国人的语言热情，从昔日的俄语转向英语，电视机里天天播放英文学习节目。

出生于1971年的作家、投资人冯唐记得这股小学时掀起的全民学英语热潮。印尼华侨出身的父亲对他实施了人生中唯一一次“逼迫”，这让冯唐非常反感，直到后来通过阅读英文小说扭转局面。

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丁磊，也在那时跟着《走遍美国》学习英语。他同样有个见多识广的父亲，在国营奉化食品厂任厂长，经常与国外公司打交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信息技术在信息理论的激发下，从自发阶段走向自觉阶段，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随着20世纪60年代集成电路的发明，人类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也正因为他们这代人对英语的熟悉，对最新技术动向的了解，在工业时代的起步阶段大大落后的中国人才有机会紧跟信息时代的步伐，甚至在某些方面实现赶超。

科技也是小平同志1977年恢复工作后与教育一起主抓的方向，他还把它们提升到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高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计算机事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84年，一位13岁的少年，在上海市展览馆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启，小平同志摸着他的头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这位少年就是后来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李劲，他读小学时，第一次在上海市少年宫接触到计算机，“像一台冰柜那么大。”

与他同龄的少年中，马化腾、丁磊、左晖、陈向东、俞熔都有信息技术背景。马化腾从小热爱天文学，为了培养他对科学的兴趣，父母很早给他订阅了科学类杂志。

马化腾与他的高中同学、后来成为创业伙伴的张志东、陈一丹等人，都将第一志愿填报了深圳大学。这里没有他向往的天文学专业，他于是退而其次选择了计算机专业。因为他们的存在，这个种满荔枝树的新校园，在三十年后有底气与国内外一流高校同台竞技。

酷爱计算机的丁磊，则因为父母的反对——电脑前有X光——而被动选择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微波通讯专业。丁磊的技术启蒙也来自父亲，订阅的科学类杂志为他打开了视野，家里的收音机、电子元件、半导体之类的装置，则为他自己动手、发挥想象力提供了试验场。15岁时，丁磊就可以组装收音机；高中时，他开始用学校为数不多的几台苹果电脑编写程序。

就业：

从体制内离开选择创业

1993年，马化腾、丁磊等下半年出生的人大学毕业。

这一年的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继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的，被称为中国经济改革第二部曲的重要文件。

此前一年， 88岁高龄的小平同志南巡，带领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前进的道路进一步确定。东方风来满眼春。

畅销书作家凌志军在《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中称，这一年，辞官下海的人有十二万人，不辞官而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一千万，还有大约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开始经商。以陈东升、毛振华、张文中等人为代表的“92派”，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典型代表。

那些早年抓住缝隙创业的人，已经有机会为他们的后辈提供舞台了。1992年，21岁的鲁伟鼎进入父亲创办23年的万向集团担任副总裁，开始参与父亲创立的事业。

鲁冠球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之一，1969年开始创业。1971年儿子鲁伟鼎出生时，他正小心翼翼地进行计件工资制改革，也就是根据工人的劳动量分配收入，还要再过七八年，改革开放后，国家才开始公开尝试这种制度。父亲的探路，不仅为中国乡镇企业的燎原提供了火种，也影响了儿子的经商之路。

“还是下海好”，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老教授蒋学模与其他学者、青年一起创业后，专门写文章为他们喝彩，推动经济理论研究走出书斋。

正是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年纪，生于1971年的他们很难不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当时国家实行就业分配制度，有的人没有接受分配直接去创业，有的人即使接受组织安排，也难以平复不安分的心，早早从体制内离职。

美年健康董事长俞熔，因为父母是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授，选择与之同源的上海交通大学，攻读通信工程专业。1993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房地产策划公司工作，两年后创办自己的地产公司。

左晖从北京化工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郊区一家化工厂工作，仅仅三个月后，他就辞职到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又三年后，创办自己的第一家公司，从事财产保险代理行业。如果不是因为监管门槛限制，他掌舵的将不是链家、不是贝壳，而很有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财产保险公司。

丁磊毕业后分配到宁波市电信局，做程控交换机维护工作，两年后动了创业的心思，不顾父母反对，南下广东寻找创业机会，又在两年后，于26岁时创办网易。丁磊和马化腾是社交网络上认识的朋友，受丁磊创业启发，马化腾在1998年创办腾讯。

创业：

赶上互联网这波浪潮

大江大河奔涌向前，普通人即使抓住一次机会就可以逆袭人生。而对于奔走在时代浪尖上的人，对成就一番大事的渴望，驱动着他们不断向前、向上。

俞熔通信专业毕业后，通过房地产掘得第一桶金，做过投资，在大健康领域创业，最后又回到了他熟悉的科技领域。时光流转与命运轮回中，俞熔发现此时的创业与早年已发生很大变化，接受青腾大学教务长杨国安教授访问时，他说，过去做企业更多是要靠判断、果断和抓住机会的能力，今天则要靠组织、体系、专业技能和技术，包括数字化变革。

在他所在的预防医学领域里，“变革”意味着组织运转与准确诊断的高效，消费者可以享受到的相对应成果，是体检流程更快，健康管理服务更完善，甚至能够通过关键指标提前对癌症、疑难杂症进行筛查、干预。

这是一件正确却不容易做到的事，攸关全局与涅槃重生的“变革”背后，也往往意味着对既得利益的触动，只有对自身技术的充分信心，才可以支撑他们笃定走下去。

链家一度被互联网新贵视为传统房地产中介的代表，一段时间里，后者曾高调宣布，以飞机大炮的方式挑战他们的刀耕火种，甚至腾讯也在前几年提出用互联网改造、赋能传统行业，直到他们遇到链家才知道，这个拥有庞大肉身的企业壁垒太高，难以攻破。

它不仅没有被侵袭，还通过网站、平台、楼盘数据库的建设，倒攻到线上。2020年8月，贝壳找房在纽交所挂牌交易。截至2021年2月19日，市值接近820亿美元，远超万科、保利、恒大等房企巨头。

拥有相似经历的还有跟谁学的陈向东。他曾在河南教育学院物理系电子技术专业学习，对技术的了解，让他笃定坚持在线大班授课。当全行业亏损时，大班课的商业模式让他们盈利；当有人担心平台上的名师会不会像他老东家新东方那样频繁出走时，在线模式本身又会通过系统效率的提升，在流量、销售、主讲、辅导、内容、研发、视频直播技术，中台支撑、数据等相关团队之间相互咬合，让名师难以离开。

少年时的英语热改变了这代人的命运，等到他们大学毕业时，不少人选择出国留学。1993年，俞敏洪乘着这股出国留学红利创办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并在六年之后，接纳了一位出生于1971年的同事陈向东，后者从教师、总裁助理、武汉新东方学校筹办负责人等基础岗位做起，成长为集团执行总裁，成为俞敏洪的肱股之臣。

陈向东2014年离职创办跟谁学，他本人的财富值在2020年达到320亿元人民币，超过俞敏洪。

那些将计算机作为自己主业的人，他们的成功早已耳熟能详。马化腾与丁磊，一个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巨头之一，一个则在创业四年后登顶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首富。

那些虽然远离信息技术的人，也凭着学生时代打下的基础，凭着对信息技术的洞察，在后来的大数据与产业互联网时代，在各自领域率先变革，在互联网攻城略地时，成为巨头难以撼动的存在。

未来：

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

大多数人会认为那些出生家境良好，视野、眼界宽阔的企业家望尘莫及，事实上，生逢大时代，生于寒门的人也有逆天改命的机会。海底捞创始人张勇、永辉创始人张轩松的经历，可以为普通人提供范本。

张勇出生于四川简阳，在一户大杂院中长大，他对小时候最大的记忆就是“穷”。技校毕业后，他在老家开了一家麻辣烫店，从无钱、无学历、无背景、无能力的“四无人员”做起，凭着对顾客的贴心服务，站稳脚跟。当海底捞有机会走向全国时，他又将这种人力资源的优势，通过师徒制培养体系固定下来，将企业发展成人们难以学会的中餐业标杆品牌。

与那些学历高、眼界宽的人看准趋势击中目标不同，他们的成长之路跌宕起伏，往往边实践边积累经验。永辉创始人张轩松23岁开始创业，在啤酒代理领域积累了一定资本，又在创办啤酒生产企业时亏损。进入零售连锁领域后，凭借生鲜电商与供应链优势与大型超市形成差异竞争，成长为零售业龙头品牌。

尽管品牌影响力在外，并非意味着未来高枕无忧，海底捞身后出现不少与之叫板的身影，永辉更是面临盒马鲜生等新零售业态的冲击，虽然永辉也在不断推出“超级物种”与之抗衡，但2020年开启的社区团购，又将他推入与巨头的竞争。

引领也意味着随时会被赶超。未来，已经50岁的他们将如何应对新的挑战？

“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对年龄的关注，就像摁在水底深处的葫芦，总会浮上水面。即使重视健身与养生的冯唐，也会不经意间留意自己的年龄——“我大爱的作家们，在我这个年岁之前，多数都写完了他们最重要的作品，然后多数都死了，仿佛那个秋天的花落。”

这个作家名单包括劳伦斯、凯鲁亚克、卡佛、卡夫卡、王小波等。冯唐说他还有许多未完成的事业，尽管身体已见衰老，依然希望通过不断奔跑，掌控生活，掌控命运。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寿命的延长，50岁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容易让人产生更年期印象的年纪。

霍尔格·莱纳斯在《男人五十》中说，“男人的50岁，黄金般的岁月。近50岁的，过了50岁的，抑或所有五字开头的男人们，还持有两张王牌：承诺过的未来，和历经岁月雕琢的过去。”

进入2021年，世界格局与经济环境都巨变之中：新冠疫情仍在蔓延、经济全球化面临仍挑战、技术变革未有穷期、国际政经局势处于动荡变化之中。不确定的时代里，生于1971年的他们，能否继续在自己的航道深挖出一条确定的上升曲线？